改革开放45周年

我也认为，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学者都要介入社会治理。官员系统的社会治理和学者的研究发现应该找到连接的通道，这理应是一个学习和知识的系统。我们以前做过公共卫生的项目，找到了新的解决问题的原理和路径，但行政和学术的思路有时并不一致，需要不断协调，人类学叫调适。

高考数学难度提升，有利于将选拔人才的标准向逻辑思维能力强的方向倾斜，以配合当下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，但问题是现在有些倾斜已经过度了，这是没有必要的。 数学构成了其他学科的重要基础，当其他学科发展到一定的瓶颈期时，数学能及时为它们递上一把梯子，帮助它们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对于个人来说，数学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培养和锻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。

要解决新闻学的发展问题，“需要心平气和地把问题摊开来、摆开来，有深入的分析，这可能就好了。” 学界自我欣赏的风气还是很重，这是不应该的。对此，学界应该检讨，应该去分析里面的原因。 新闻人要懂得自己的使命，最简单、最朴素的一个要求就是向人民报道真实的东西、真实的新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
“方先生没有设定这些目标，他不主张急于发表文章，认为先要读好书。他说任何一篇文章都不能炒冷饭，没有新意就不要写文章。” “我把读博士归纳为五‘独’俱全。就是独立人格、独立思想、独到见解、独辟蹊径、独树一帜。” “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，在整体之内，不管出现几个政权，不管政治如何不统一，并没有破裂了整体，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，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。”

我觉得，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让每个人都受到鼓励，去做你想做的事，找到兴趣和热爱所在。如果每个年轻人的成长都是在自己的热爱之下去学习，那这会增强他的热爱。 人固然难逃浮萍的宿命，然而，是否属意知识，总是不一样的。毕竟，认知是人格的核心。

辩护制度和律师职业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。假如一个国家的律师水平很弱，辩护制度不健全，刑诉进步是不可能的。 至于学法律，几乎是必然的选择。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没有学数理化，想考理工科是不容易的，只能从文科里选，其中法律肯定是最有吸引力的。主要是过去看的书很多是破案类的，辨疑洗冤，惩恶除奸，伸张正义，自然就有了一种法律情怀。

理论上的结论与政治上的决策并不总是相吻合的。理论上需要细推物理、洞幽察微，而政治上则要权衡利弊、趋利避害。作为学者，重要的是保持一份“平常心”。 我们做学问本身不考虑它的影响，那是时人和后人是否认同的问题。我写的书可能要三五十年以后，才有人有兴趣去深读，知道那时有一个学者做过这样的研究，他有这样思想上的超前认识。我不奢望这一代人都会理解。

她（李谷一）用一种全新的、所谓的气声唱法唱这首歌，和那个时代流行的豪迈、壮志凌云的唱法完全不一样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歌还能这么唱，当时就觉得：大学上对了。 真的太多偶然了，但我现在觉得，偶然当中也有必然。特别是上大学，它的确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，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。 我一般不给学生写这些东西，但有时候送别学生，他们非让我写点什么，我就写这句话：“宁静致自由，自由成学术”。

我有段时间在犹豫，觉得学习丢了这么长时间，不想参加高考。我母亲当时在外地住院，通过各种渠道托人传话，话说得很绝，要是我不参加高考，她就不回家了。 我认为学者的价值在学术本身，我的研究一般不直接与现实相联系。

历史的走向正如他所判断，传统文化热持续至今。陈来却有忧虑：“每个时代每一种活动，当有人倡导的时候，就有人过度地把这些东西推向极端，这是值得警惕的。” “儒家的任务或功能，不是直接推动改革，而是提供和现代化改革相补充的一种人文主义精神，来引导人的一般精神方向。” “我们要看到的是就业的多元化，大家都应该有多元的选择。至于选择躺平和全职儿女，一个原因是社会创造了这种能够让他躺平的条件，在生活上有保障。”

一个不重视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，一个只能通过游戏来学历史的民族更可悲。历史很严肃，要认认真真学。 当时，学校已有第一批理科博士，还没有文科博士，如果想加强实力，这是个切入点。时任系主任姜义华得知清华、北大还没有文科博士，就提出复旦能不能争取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。他们专门找到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，结果是可以破格，但课程必须全部达到标准。

莫砺锋最大的心愿是做一个站在唐诗宋词“仙山秘境”入口处，向游客指点入山之路，解说沿途风景的导游，告诉大家，哪里别有风味，哪里又曲径通幽。 “我们就像树上的花瓣，被风一吹就飘下来，事先根本不知道飘到哪里，飘的方向不是花瓣决定的，而是风决定的。我就这样飘到南大。” “现在（古代文学）的研究有概念化、碎片化的趋势，普及工作则有庸俗化的趋势。”

1982年4月5日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答复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，同意对个别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生，进行博士学位的课程教育和论文答辩。最终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等8家单位，获批试点。 “40年的博士教育发展史，也是一部博士教育改革史。” 根据《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2022年毕业博士生8.23万人，在学博士生55.61万人。

“我的答辩委员会是最盛大的了。答辩委员会主席是‘两弹一星’元勋彭桓武，答辩委员有我的导师胡宁，还有谷超豪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粒子物理的权威朱洪元，理论物理所粒子物理的权威戴元本，都是中科院学部委员。另外，还有西北大学教授侯伯宇和中山大学教授李华钟，他们是当时粒子物理和磁单极领域最出色的专家。”

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，目标是让它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自我发展、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，而不仅仅是政府追求GDP的平台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，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是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运行的安全，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也是国有企业的基本任务。 深圳的发展符合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我们亲身参与到深圳的建设过程，哪条路是怎么修的，哪栋楼是怎么盖的，哪家企业是怎么发展的，我们都清清楚楚。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国家，深圳要成为现代化的城市，就要通过改革走市场经济的道路，跟上世界潮流，与世界文明接轨。

以央国企海外上市促改革，达到了预期目标，而且这个目的或者整体益处是多边的。 香港在很长时间作为一种国际市场，应该是帮助内地资本市场国际化，帮助国际市场更多融入内地。 怎么利用香港极其独特的地位呢？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，找到在最小成本里边达到最大幅度的互联互通。 国际化、拥抱新经济、实现互联互通，直到今天还是香港市场成功的基石，也是中国资本市场走向世界的改革创新。

在金融业，我们仍然没有骄傲的资本，我们要有如履薄冰的态度。在金融战场上，打败自己的永远不是竞争对手。 今天中国金融业，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一支强大的金融企业家队伍，需要他们充分发挥领导力，引领中国金融企业从简单地外延做大，转向高质量地内涵做强。 国有商业银行的成绩单必须以“长期主义”为基础，资产负债表的快速扩张更加需要执行严格的风险纪律，特别是严格的信贷纪律。银行家需要更执著地坚持专业主义精神。

为什么我们的指数没有成长？很重要一个原因，还是要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两个漏洞，特别是第一个漏洞即减持规则对成长带来了巨大的抑制作用。 要把中国资本市场从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，定位于融资的市场，转变成为投资者的财富管理平台和投资的市场。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正在堵漏洞，虽然有限，但正在向这方面靠近。 我一直坚信，只要把过去45年改革开放中被证明是成功的经验坚持下去，进一步完善，中国经济就能继续保持良好趋势，中国资本市场也就有了成长的基础。